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诸多社会性副产品如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出现等传统制度框架并为触及的新因素日渐受到重视，也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寻求本地经验在国家层面制度化的一个制度建构增长点。

（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全国人大也将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当前立法的重点。

有学者从国家对婚姻家庭的保护义务出发，从制度性保障的角度论证了聚众淫乱罪的合宪性。由此主张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塑造地方团体法人及其独立的权利能力，从而在根本意义上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在分析具体判例时，相关的研究也能更加深入和细致，呈现出判决的全貌，避免了简单的结论式的引用。具体到公债、预算以及财政立宪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宪法中的价值源自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而中国宪法学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是必须面向时代精神价值，通过具有整合性的宪法解释将宪法的规范含义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既保持变通性，又不失安定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美国宪法学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新的认识。2011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宪法学协会2011年圆桌会议的主题即为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护，学者们围绕社会保障权在各国宪法文本中的规定和具体实施过程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10}俞江：《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二、宪政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议会与维新宪政之所以能为中国社会逐渐接受，毋庸置疑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原本就具有宪政的因子。当时的人都相信立宪是强国的不二法门{18}(P. 10)1905年7月，在日本对俄战争基本取得胜利之时，曾经绞杀了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一变成为立宪的主持者。为了更好地梳理宪政思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传入，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应该从明中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说起。但是，与西方社会对中国学说的巨大反响不同，虽然明万历时期，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等携带了七千西书入中国，标志着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全面进入中国，然而这些来自异域的书籍只是对于相当敏感的士人产生了压迫感和异样感。

【摘要】西方宪政在近代能够影响中国并在中国发展，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与近代宪政相契合的因素，自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探讨和逐步接受，说明中国传统对西方宪政审慎而积极的态度。近代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论证其主张君主立宪的传统渊源时说：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

{22}(P. 312)马小红，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未国内有两大会，一是世代公侯之会，一是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之会。

漫说这宪法草案有些可以批评之点。代议制改变的不是公民制度本身，而是交往方式。黄宗羲认为这样可以去郡县制和分封制两者之弊，而收其利。1874年板垣退助上《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简言之，启蒙即启发人们的权利意识，并以公意的约定对权力进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这种维护权利的统治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启蒙思想不独近世之光，即置诸周秦以后二千年之学界，亦罕或能先也。

转引自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将天下之利归诸天下之人。

日、俄意一役，就是专制国家和立宪国家优胜劣败最终的判案。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黄宗羲认为，这就是上古之时许由、务光让位，尧、舜禅让的原因。{19}夏新华、胡旭晟等：《近代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时之君颠倒了君与天下人原本应有之关系，早已不是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所言之仁君，三代以上的君为天下公意而立，故而合法。黄宗羲还坚决反对将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

{15}《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

但是，戊戌变法前，议会虽然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承认，但是，朝廷对宪政的态度始终是审慎的。这是因为三代以上的制度将天下之利归诸天下之人，其制度是合理的制度，这种将天下之利归诸天下之人的制度方可称之为法。

[8]其次，中国的维新传统使效法西方的改良找到了历史的依据。许多使节、留学生参观所在国的国会并在议院开会时旁听。

因此，我们首先要定义启蒙的含义。而当时中国有些官员也确实注意到了西方的选举等制度。参见[美]德雷克著，人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悍患。

二是中国维新的传统，使来自西方的新制在一种民族抵制的情绪中，也能逐渐被一些官员、学者，最终是朝廷所关注。但凡要设新律，或改旧律，有事急或加减赋税，则两大会必先商量之，然后奏与君上定意。

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问题在于，宪政的发展自有规律，如王人博教授所言：现代性的宪法看起来与议会制度密切相关，实际上决定这个制度的还是公民概念。

徐继舍甚至因为对华盛顿的赞扬，不兼容于官场。这种关注直接导源于中英鸦片战争。

{12}（P. 951）而此时，正是徐继舍罢官闲居，中西文化及新旧两学激烈交锋的时期。{13}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从君之起源来看，君并非是天下之主，恰恰相反，君的职责是为天下人服务。维新传统在周人革殷之命时就形成了。

天子、朝臣每月初一应到太学听祭酒讲论时政，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制度、大一统的正统文化观，都与宪政理念有着诸多的不符和冲突，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但官僚机构间的职能分工和权力制约并不缺位。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华书局1989年版。这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侵略者之间的战争，最终以俄国的惨败而告结束，1905年日俄在美国举行和谈，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让与了日本。

那么，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为何对张之洞的立论大加赞赏？对张之洞有着深入研究的李细珠教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作为康、梁维新派拥戴的‘变法君主光绪皇帝对《劝学篇》持赞同态度，绝不是因为它攻击康、梁，而是因为它‘权衡新旧的稳健的变法思想。可见，黄宗羲所设想的宰相虽出自唐制，但宰相的性质已不同于古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君仆，而颇类似近代国家机构的设计中总统与首相的关系。